万字长文告诉你,底层程序员的“前世今生”残酷而明亮 从个人英雄到万能开发者,程序员3.0时代到来
万字长文告诉你,底层程序员的“前世今生”残酷而明亮 从个人英雄到万能开发者,程序员3.0时代到来,
万字长文告诉你,底层程序员的“前世今生”残酷而明亮
文 | 山核桃
一个完全不同的、被折叠的程序员生存图谱在今天这个时代产生了。
一侧是,由于技术的优势,程序员被视为一个有权利的群体;另一侧却是,他们也被认为是边缘的、没有权利的一群人。
与那些头顶着光环的“互联网英雄们”相比,在那些看不见的深处,存在着大量身处在外包、外企甚至是仍等待在培训班里备战的“程序员”们,他们大多在25岁左右,他们的境遇像是一面镜子——正面是技术发展下的巨大的市场用人缺口,反面是这一职业下的焦虑、梦想或迷茫。
在如今的中国,与经济增长相映照的是中国IT产业的飞速增长,超四万家软件企业组成了一个体量庞大的“软件帝国”,与“世界工厂”的隐喻类似,中国程序员——这一数量巨大的劳动群体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新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事实上,来自领袖的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坦言“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
无论是学者抑或是程序员自身都在用一个形容词这样形容自己:“齿轮”。一个关键问题产生了:当一个快速运转的复杂机器打开了自己的开关,且再也合不上,里面的齿轮究竟该如何自处?
内卷前夜:灿烂、光明与焦虑的“缓冲层”
“我看见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里尔克
这是一场还算愉快的火锅局,桌子上一共有5个人,他们稍显稚嫩的面庞提示着一点——他们大多出生在1994年后,而这个节点恰巧是中国互联网诞生的前夜。
他们即将从事的行业正与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IT从业者——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职业。
蒸腾的白气升上来,五双筷子跃跃欲试。最先开口说话的人叫做李东,他曾是一家知名乳企的经销商,尽管学历不高,但凭着出色的社交能力,很快成了一个区域的小领导,他说起话来带着某种早熟的意味:“你信不信,只要我几句话就可以让你来上课?”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00后,因为年纪小,桌上的人喜欢叫他小刘。用李东的话来说,这个00后天生一副“学霸样”。但事实上,在学历社会的评价标准里,他的成绩并不算拔尖。他是一所二本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出身,因为毕业找不到工作,又恰好碰上疫情,索性又开始选择回炉重造。
在火锅的翻滚中,话题很快由生活转向学习,不知为什么,有人开始发问。
“请你讲述一下计算机网络的七层。“
“请介绍几种常见的状态码。”
“在你的前端项目中,你是如何找出性能瓶颈的?”
......
这种环境很难不让人想起曾经讨论热烈的高中课堂,提问与回答交织,甚至掺杂着某些争吵。等待所有的问题提问结束,在场的人放下了筷子,李东和其余四人开始往回走,那天是2021年的平安夜,天空开始下起小雪,他们即将前往一家本地的职业IT教育学校。
在如今的中国,IT业的就业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新的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从业平均人数达到了796万人,这一数字几乎是十年前的十五倍。就业火热的另一面是关于“程序员”所构建的共同想象,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跨国公司,中外合资企业抑或是数以万计的中小型IT企业,都是重要的造梦者。李东提起“程序员”,脑海中所浮现的是一群自带创业与冒险光环的“企业家英雄们”。
这些英雄们的故事是这样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在深圳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大二学生迷上了C语言:“我们最终是靠C打天下的。”据同学们回忆,“他经常把机房计算机的硬盘锁死,连管理员都打不开。”类似的英雄式的故事框架也同样发生在另一位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身上,这位湖北伢儿对电脑编程的独到理解让他成为了当时武汉电子一条街上的名人。
前者的名字叫做马化腾,后者的名字叫做雷军。
这些“企业家英雄”的故事不时会出现在李东和他的朋友们的四周,激励着他们继续向前。但在梦想之外,他们选择来到这所培训班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看得见的高薪。
王艺是“五人组”里的唯一一个女生,幼师出身的她,在幼儿园工作两年后选择跨界入行,坐在大约六十平方米的阶梯教室内,王艺回想起自己的工作有点不耐烦:“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千七,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随时需要回复家长的电话。”
来到这里后,培训班的老师递给她一张招生宣传册,双手比划着向她承诺未来的就业情景,王艺至今仍记得22页上的内容——一张被名字挤的满满当当的“就业成绩表”上,平均薪水到达了近两万,且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计算机专业背景。
“为什么我不可以?”当这个念头逐渐从王艺的内心浮出水面,她被鼓舞了,然后选择了留在这里,开启了为期大半年的程序员学习。
但模仿一个成功者的生长轨迹是困难的,宣传册里所展示的就业前景是一个被包装过的展示商品。宣传册下的现实,培训班的日子显得传统、枯燥而乏味。
王艺所处的培训班是一家已成立近十年的职业教育机构,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校区分布。在这座南方城市,聪明的商人们将“王艺们”安置在一个产业园的灰色写字楼内,拥有三层楼。长长的走廊里,左右两边纵深地分布着三四间教室。
每一间教室里,大约能容纳近五十人,空间稍有些逼仄。透过桌面,很能辨别出座位主人的喜好与性别。有的桌面上放着各式各样的装饰品,有的座位上则放着最新款的键盘,在指尖敲打的过程中,发出荧荧的光。
王艺和李东的作息表是固定的。上午从八点半开始,十一点结束;下午从四点半开始到六点半结束,每天晚上都会有晚自习。在教室最前面,是一个颇为显眼的手机收纳袋,王艺在每天上课前会把手机放进去,上课是不允许带手机的。
课程的安排节奏很快,一种模块式的学习方法——先学概念,然后就围绕项目开始实操,从HTML5、CSS3再到JavaScript,纷繁的概念里,没有人告诉她这些概念背后的原理。班主任甚至发了一本近一百五十页的“面试宝典”,有时他们会在早读的时候被老师提问。
这就有了在火锅店里出现的“提问”场景,但所有人似乎都享受其中。从来到这所培训学校的第一刻开始,他们就主动参与了一场加速跑中,谁能率先到达那个终点——一份合适的工作,谁就能成为梦想中的高薪程序员。
就像处于一条工业流水线,“王艺们”是程序员的“半成品”,而背后的“操盘手”正是IT培训学校。无论是传统IT培训机构如北大青鸟,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达内教育,抑或是新秀如头顶“中国A股教育行业IPO第一股”光环的传智教育,无不在其间承担着重要角色。
“无数人期盼改变命运,教育无疑是公认的捷径。”这句出现在传智教育宣传片内的话语被疯狂传播,如北大青鸟的“学IT,好工作,就读北大青鸟”的广告语类似,成为了IT职业教育疯狂跑马圈地的注脚。
输送的人才数量成了IT职业巨头们暗中角力的关键。
最新数据显示,北大青鸟为IT行业输送了近85万人才,传智教育则为30余万。王艺想要知道的是,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万分之一。
李东很少有焦虑的时刻,高压的销售经历早已让他习惯了一切,这里反而是一个释放压力的“缓冲层”。他能熟练地说出那些外行人听不懂的IT词汇,偶然被问到“逃课”的原因,辩解的理由也是“我基本上都会”。
如果项目的难度太大,李东的解压方式就是找个偏僻的地方抽根烟。王艺则不同,因为这所培训学校的地段很好,一个路口过后就是热闹非凡的小吃摊,王艺最喜欢的是一家鸡蛋灌饼店,八块一个“全家福”,在逃离了幼师的岗位之后,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属于自己的时刻了。
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在真正成为程序员之后,内卷、焦虑与抉择才刚刚开始。
当火种熄灭之后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疯狂时代,那是一个短暂而幸福的时刻,理想主义者可以得偿所愿。”
——《硅谷之火》
成为一个程序员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有人提供的故事是一部“爽文”,主角叫做孙玲,大多数人是从一篇名为《出身湖南山村,我用十年,从深圳流水线走到纽约谷歌办公室》的刷屏文章里知道她。
标题起的猎奇,人生的经历却励志。但从农村走出来的孙玲一点也不喜欢“励志”这个词,后来在接受《人物》采访时,她否定了自己人生的戏剧性,认为自己选择编程的理由就是“编程的世界很简单”。
这种朴素的价值观同样在入行三年的吴哲身上显现。
高二的时候,吴哲拥有了自己的一款小米手机,那是他第一次对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网上的社区,吴哲按照网友的操作提示,成功卸载了手机自带的软件:“当时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手机里自带的系统软件是全部可以卸掉的。”
跟着操作指示,通过逻辑思维来执行,这正是编程的“确定性”之美。
格雷格·威尔逊,一位编程界的“艺术家”,在自己的《美丽的代码》一书中这样形容:“我第一次看到程序可能不仅仅是计算机的指令。它们可以像制作精良的厨柜一样优雅,像吊桥一样优雅,或者像乔治·奥威尔的一篇文章一样雄辩。”
为了追求代码之美,吴哲在选择专业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争吵。因为高考失利,他的分数线仅够一所普通的本一院校,当他义无反顾的选择计算机专业时,家里人却极力反对。
“家人对这个专业的概念非常抽象,当时很多的专业都是金融。”但吴哲不愿意妥协,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他摔门而出,但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那是2016年,“程序员”的热度依旧在升温,只是普通的中国式家长对于这一职业并未有具象的了解,但宏观来看,“数字经济”产业地位正在上升,2016年它占GDP的比重超过了30%。
互联网大厂也在疯狂扩张,将“校招”的时间线越推越早。字节跳动官方招聘公众号也在2016年发布了第一篇文章——《把AI逻辑推理提高100倍的青年是如何炼成的》,在这篇人物稿里这样强调:
“他在微软和Facebook实习过,现在,为了了解国内的人工智能现状,他正在今日头条的实验室里跟机器对话。”
人们对“机器”的讨论越来越多,所带来的却是象牙塔的学生的迷茫与困惑。
刚入学的时候,吴哲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是Java。作为已有26年历史的编程语言,相较于部分起步较慢且门槛更高的编程语言,Java以“一次编写,随处运行”的特点便很快受到了 IBM等科技巨头的欢迎,甚至被誉为“一项会极大影响微软未来的技术”。
吴哲的考虑很实际。一方面java的热度尚属巅峰期,另一方面他统计了各大企业的招聘,发现Java在企业中也非常受欢迎。
由于大二时,学校里的基础性课程里并没有Java,为了能够得到更丰富的实践经历,吴哲参与了一名教授的项目,主要围绕安卓app的研发,这个项目让吴哲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入门者”:“我以为我真的能够搞出一些东西了。”
但很快,技术的风向又转变了,现实与理想间的鸿沟被残酷地摆在了他的面前。大约在2017年末, Python在国内突然火了。由于兼具简单与功能强大的特点,也更为专注于“如何解决问题”,受到了一大批程序员的亲睐。从小众语言到大众语言,CSDN社区内关于Python的讨论屡见不鲜。
吴哲像是被打了一个闷棍,彻底懵了,又开始从头学,但是又害怕学不到任何东西。抱着学习而迷茫的态度,他开始在各大招聘网站海投简历,但由于学历等原因,最终只有一家创业公司向他投来了橄榄枝。
这是一个校企合作的创业公司,主业务是人脸识别。走过曲曲绕绕的楼梯,吴哲到达了公司所在地——一所本地211工科院校的学院顶楼,他对这段实习经历印象尤为深刻,但却格外矛盾。
一面是“边缘人”的角色属性:“你说我真的学到什么东西了吗?其实没有,过去就是帮着看一眼东西,再弄一点东西,包括也会去做一些杂活累活,比如搬仓库,什么活都干。
一面是自我暗示的成就感——“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待了两三个月后,整个大概流程我逐步了解了,比如开发阶段到底要做什么。”
在实习中能找到成就感,95后的测试工程师陈颖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创业公司,抑或是外包公司,这些新生的技术型企业为象牙塔的年轻人们提供了一个“过渡地带”,即便是含金量不高,抑或是没有名气,但在无形之中总能为他们职业升级作出铺垫。
陈颖毕业于一所大专院校,到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里,她才对自己的专业——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点燃这把火的是,是一位从985院校聘请过来的实践指导老师。此前,陈颖能够通过学校的制度得到一些工作岗位的分配,比如客服等,但陈颖并不满意,当她去询问老师是否有更好的推荐时,老师却说:“能给你们这个岗位已经很不错了。”
陈颖突然觉得,这种从内部而生的歧视或许会伴随她的一生。
但她并不服气。
这位实践指导老师给了陈颖很多的鼓励,他建议陈颖可以绕过学校,尝试自己去找一些实习岗位。陈颖通过联系自己的学姐,找到了一家外包公司,这家公司与头部互联网大厂有项目合作,她觉得自己会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但变化突然到来。陈颖到来的一个星期后,头部大厂将这一项目收回,她所在的部门直接遭到了解散。因为公司无法短时间为这些员工安排更多的岗位,她身边的很多人选择了离职。
东莞成了改变陈颖一生的关键转折点。
改革开放后,由于早期承接台资IT产业,东莞一加工贸易起步,以外源经济代工,逐步形成了IT产业集群的集聚。同时,由于毗邻深圳,东莞也成为大企业转移业务的新选择。从2018年起,华为将部分业务从深圳总部迁出,在东莞设立了华为终端总部与华为南方工厂。在松山湖溪流背坡村新基地内,任正非曾多次来到这里勉励研发人员,菜鸟与京东等大厂同样在这片软件热土上有所布局。
陈颖来到东莞的时候,几乎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同样也对自己的所要负责的项目一无所知。就在犹豫要不要结束实习的过程中,领导将她派去了东莞,支援一个整机测试的新项目。
她清楚的记得,到了东莞之后,先是签订了一个保密协议,同时在进入办公区域后,身上不能带有任何的通讯设备。
陈颖进了一个对接日本运营商的项目组,但由于时间必须要跟着客户走,陈颖的生物钟完全错乱了。“平时我们上班的时间是在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但是往往一直是上班时间没有活儿,到了六点半的时候突然来活儿。”
异乡的孤独加上工作的重压,陈颖变得压抑。她是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但是那段时间里,她几乎没有时间说话,也找不到人说话。
火种就这样被熄灭了,那位老师带给陈颖的鼓舞逐渐被日常的琐碎所消磨。
吴哲在结束了自己的实习后,进入了一家金融数据公司做数据交换。起初他很喜欢这里,工作强度并不高。但一两个月过去了,他渐渐觉得不对劲了。每次到了晚上九点半的时候,领导会拉着他去开会,吴哲需要做的是将领导口中“不贴合实际”的东西落地。
但每到设计到一半的时候,项目就会被上级领导不断推翻、再重启、再推翻。这种循环大概持续了四个月,吴哲每天需要陪着领导参加各种会议,写会议纪要,但最后所有的想法都被推翻了。
季度考核的时候,领导的一句“没有产出”如同一盆凉水,彻底浇灭了他所有的雄心壮志。
“我现在跟小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这行,普通从业者的话,其实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去面对各种奇奇怪怪的要求,你要去想办法去改这个,去改那个,我做的活基本上也都是没有价值的体力活。”
吴哲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齿轮”,跟随着不可控且不确定的生产线而转动,当这种个人境遇融入时代的宏达母题下,形成了一个时代的分化——一面是巨大的缺口下,总有人进来;另一面确实进来之后,成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齿轮”。
被折叠的底层程序员
“人们被阶级与出身分隔其间,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无穷循环的城市戏剧。”
——《北京折叠》
事实上,使用“齿轮”这一隐喻带着强烈的批判色彩,在一些关于IT产业的相关研究中,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
人类学者项飚在其“全球猎身”的研究中也发现,印度IT程序员在“猎身”的过程中做着IT苦力,不但工作毫无创新性,得到的工资也非常微薄。学者夏冰青的民族志研究也表明,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工作者处于社会的底层,且不断沦为全球分工体系中无足轻重的“小齿轮”。
这些学者所要展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且被折叠的程序员生存图谱。一侧是,由于技术的优势,程序员被视为一个有权利的群体;另一侧却是,他们也被认为是边缘的、没有权利的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存在着“数字劳动”分工的可能性。
今年28岁的周凯在一家外企做程序员,外语专业出身的他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跨行进入程序员行业。比起“程序员”,他更喜欢称自己是“码农”。
“科班出身的(计算机专业毕业)鄙视其他专业转来的,自研的鄙视外包的,头部大厂鄙视小公司,互联网公司的鄙视传统软件公司,鄙视无处不在。”
某种程度上,这种自嘲构成了底层程序员的生活底色。
与进入头部互联网大厂,或是通过培训成为一名程序员不同,周凯并没有遵循这两条如今看来较为传统的职业路线。2017年左右,当时恰逢一家日本母公司在中国招程序员,由于手头上没有别的offer,并且高中就是理科生的周凯对编程有着天然的亲近。在国内定向培训三个月后,周凯去了日本,在为期一年半的工作里,他对程序员这个行业有了全新的理解。
很明显的是,在国内速成式的培训内容完全无法让他适应整个工作节奏。当时还是新人的他,有一次需要独立开发一个功能,但是由于涉及到架构的内容,不开源也不提供技术支持,他问遍了同组的人,查询了国内外的网站资料也没有找到解决措施。由于日本程序员大多是全栈开发,一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都要参与。从前端到后端,从设计、编码到测试,这些都是周凯日常的工作内容。
后来通过连续几周加班到凌晨,一点点看文档调试代码,周凯才终于过了这个坎儿。“我当时是新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是心急火燎地难受,甚至想立马逃离办公室。”
这是底层程序员的痛点之一。吴哲这样形容:“如果是普通的程序员,他不需要考虑架构,只需要将自己当成一块儿砖就行了。”
用一个更通俗的比喻来看,“架构师”决定着一个房子怎么建以及怎么设计,而普通的程序员只需要根据图纸来建房子。
“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一种体力活。”
能真正成为架构师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技术更迭的太快,一个普通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人们口中的“大神”越来越少,就像是孙玲之后,人们再也无法找到下一个孙玲。取代孙玲的、带有光环的则是“华为天才少年”或是“天才少女”的故事。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短期利益就是赚钱。在盈利的前提下,哪怕是顶级技术人才,或许也会随整条产品线而消失在“烧钱”后节衣缩食的寒冬里。
程序员本身就是一个业务驱动的职业,在那些或多或少被神化的“技术改变世界”的故事里,能够被看见的程序员少之又少。
越来越被压缩,越来越被折叠,也越来越有落差。
一名微信产品经理曾用段子掩盖了这种落差:“19年寒窗苦读,清华毕业,万中挑一进入大厂,加入了最精英的微信团队,最后做了一个炸屎功能。”
这是一个曾经引起用户广泛热议的功能,当你丢进一个表情包,屏幕上将会在震动的同时涌现出新的呈现形式。
段子之外,大多数的程序员并不是那个造梦的人,而仅仅是造轮子的人。
在离开金融机构后,吴哲进入了一家外企,对接东南亚的业务。他所感受到的是,在国内大厂与小厂,小厂与外包之间“技术鸿沟”外,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差异也在加大。一次偶然出差前往总部,根据领导的需求,吴哲简单地做了一个用以收集数据的问卷页面,但领导对这一技术表现了赞赏与震惊。
但到了吴哲这里,这是一个被他嫌弃的项目:“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容易,我只需要花一天不到的时间,我甚至不敢对外说,我做过这个项目,因为它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是一个作品。”
在日本呆了一年半之后,周凯也选择回国,他给出的理由是”不想呆在舒适圈里”。与国内程序员们所固有的年龄危机不同,周凯发现,日本公司里年龄在40岁以上的程序员比比皆是。而且,很多日本程序员都会选择在一家公司干很久。“无论是在编程语言上,还是在技术上,包括在眼界上,在国内能刺激自己进步。”
在思考了这个问题后,2019年的年底,周凯搭上了回国的飞机,几乎没有丝毫的留恋。
“焦油坑”下的新抉择
“过去几十年的大型系统开发就犹如这样一个焦油坑。很各种团队,大的小的,都一个接一个淹没在了焦油坑中。”
——《人月神话》
当认清现实以后,现实则变得更为残酷。
2021年,曾经曾容纳诸多程序员的大厂开始进入“寒冬”。爱奇艺裁员比例高达20%-40%,,蘑菇街裁员比例高达80%,技术部门尤其是此次蘑菇街裁员的重点。在职场app脉脉里,每天都能刷到程序员主动离职或被裁的消息。无论是互联网大厂,抑或是在线教育与地产公司,曾经疾驰的车轮都开始放慢脚步,甚至是紧急刹车,即便是程序员也同样难逃周期的魔咒。
一个关键问题就此浮出水面,谁来接住这样一个程序员?
当现实变得更为残酷时,底层往往是最先醒过来的人。
陈颖从东莞回来后,进入了一家更好的外包公司。在这里,她可以直接与这家小厂的本部员工对接。整个部门的气氛很好,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说话了,又重新变成了一个爱说话又爱笑的人。
她对这个行业不再保佑幻想,也拒绝无意义的加班。她的周围的新人老人来来往往,有人每天都会加班到很晚,但是陈颖不会:“如果觉得加班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就只加半个小时就走了。”
她年纪不大,只是想着能够攒钱去做自己更爱干的事情。现在,她正在准备成人自考的考试,“未来,我其实想从事传媒行业。”
吴哲也拒绝内卷。进入到外企后,他至今仍记得那天,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他在六点半下班后,给自己做了一顿还算不错的晚餐,吃完了之后,看了自己喜欢的番。他很久都没有“生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本就是他可以拥有的东西。
周凯的焦虑时有时无,他觉得自己会一门语言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们对接的业务量正在减少;但好处是,只要疫情过去,在这个“一切都是平”的世界,不会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就连还在培训班里的王艺与李东似乎也并不会担心未来,他们是处于这个内卷前夜里的“半成品”,但在这里他们收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
王艺觉得,学一门技术总归是有用的,她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有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会感谢“技术”的价值,因技术而诞生的他们因技术的快速迭代而焦虑,但同样看见了它的普惠意义。
在没有成为程序员之前,吴哲是一个内向而社恐的人,但是程序员间独特的共创文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他所在的程序员的群里,每日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吐槽:“大家每天都在吐槽,但是有人还是热爱。”
周凯现在所在的外企向残疾人群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在工作日里,周凯都会看着那些拄着拐杖行走在办公区的残疾人程序员,他们在工作上的积极态度有时会让周凯心生敬佩。
“技术真的给他们一条新的出路。”他又联想到自己,技术又何尝不是给了他一条新的路。如果再给他一次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周凯仍然会选择投身这场大潮:
“我不仅会继续选择成为一个程序员,而且会以更明智的职业规划,更清晰的技术提升路线,和更勤奋的学习态度来抓住这个时代馈赠给我的机遇。”
他说的没错,这场时代的红利,有的人坐上了头班车,有的人还抢着坐末班车。但无论如何,在这场由技术掀起的大潮里,永远都是现实主义者的胜利,未来也是如此。那些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程序员们的青年们在内卷的前夜找到了与这个时代和解的方式——在成为一个程序员前,你必须成为你自己。
(为保护隐私,以上受访者均为化名)
发布于:江苏
从个人英雄到万能开发者,程序员3.0时代到来
数字化已进入“全要素”时代,数字化升级需要将整个技术底座打通,并且将整个组织进行转型。这一过程中,人才的权重成为了企业转型是否成功的关键。从程序员1.0时代的“个人英雄”到程序员3.0时代的“万能开发者”,程序员扮演的角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未来,只有能将技术与产业融会贯通的程序员,才是数字化时代真正的人才。
作者 | Aholiab 责编 | 徐威龙
出品 | 新程序员
在过去的几年里,数字化已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数字化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新趋势。在我国,从2017年首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数字化早已全面向各个产业渗透,成为诸多企业的核心战略。
在阿里云全球技术服务部副总经理、交付技术负责人张瑞看来,程序员单打独斗就能创造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打通战略、策略、执行等“全要素”,而这一背景,对程序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果说程序员1.0时代是天才辈出、个人英雄的时代;程序员2.0时代是以开源为核心的大厂程序员创造奇迹的时代;那么3.0时代则是“万能程序员”的时代。技术将不再是程序员的天花板,因为程序员不仅要懂技术,也要关心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产业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既要是对技术最精通的一批人,也要是对产业最了解的一群人。”
“我希望越来越多这样的程序员加入进来,共同推进实现数字化中国的愿景。”张瑞说。
数字化进入“全要素”时代
回到十多年前的2008年,那时中国网民的数量已接近3亿,一批互联网巨头也已具备相当的规模。然而,国内的所有大型互联网公司,仍然十分依赖IOE(IBM、Oracle、EMC)成熟的设备和系统。面对日益增长的数据量,IOE所提供的设备和系统已经无法满足海量的数据存储及交互的需求,越来越频繁的宕机。因此,在这一年,阿里巴巴提出了“去IOE”战略,期望通过自研可控的软硬件系统摆脱对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及EMC存储的依赖。2013年,随着淘宝广告系统Oracle数据库的下线,阿里巴巴的“去IOE”战略得以完成。
“去IOE”为更大的数字化建设奠定了基础,是数字化全要素升级的第一步。在这一基础上,构建动辄上百个系统交汇的“超级数字工程”成为可能。让从城市大脑、12306等超大规模的业务平台,到炼钢、水泥、汽车制造等行业解决方案,都能接受数字化的重塑。
“今天我们在提数字化的时候,指的是将整个的技术底座打通,将整个组织进行转型,并且让每一个组织里的人变得更好。我们不是交付一个系统,而是交付一种价值。这个过程,我们称为‘全要素的数字化’。”张瑞补充道。
全要素数字化有三个特征:
战略上,建立一个数据中枢,以数据为核心资产,进而推动智能化决策。
策略上,以一条工程总线打通企业的“经络”,实现组织敏捷,稳步打造数字化的能力底座。
执行上,重构业务流程,实现场景创新与业务突破。
因此,在全要素时代下,数字化应该与电气化相提并论。正如电气化把电变成了基础设施,驱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及信息产业浪潮。数字化也将催生出新的技术经济生态,带来新的产业革命。在数字化革命下,数据变成了新的生产资料,程序员则成为了新的“劳动者”。而新的时代对新的“劳动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程序员3.0时代
张瑞强调,今天程序员已进入3.0时代,只有将技术与产业相结合的“万能程序员”才能适应数字化全要素时代。要理解什么是“程序员3.0时代”,需要从1.0时代开始对程序员的发展进行回顾。
程序员1.0时代是“单打独斗,个人英雄”的时代。优秀的程序员往往是技术过硬,并且能够实现自己想法的人。“作为70后,我们那时候的偶像是求伯君、雷军、张小龙、王江民这些人,他们以一己之力写出了非常牛的软件,做出很牛的产品,就能快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市场的回报。”
以求伯君为例,这位天赋异禀的程序员,在1989年就成功开发出WPS1.0,填补了我国计算机中文字处理的空白,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时一度达到90%,成为了中国计算机的标配,1989年也由此被称作“中国软件元年”。类似的代表还有“中国杀毒第一人”王江民,他研究了中国首款专业杀毒软件KV100,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该系列软件是中关村的硬通货,许多人送礼都送杀毒软件。
作为《程序员》杂志(《新程序员》前身)的资深读者,张瑞还以《程序员》杂志试刊(2000年)上提到的一个人物周奕为例(见图1),谈到他曾经单枪匹马写出了在DOS时代辉煌无限的排版软件,当时全国写过排版软件的也只有他、求伯君、殷步久、王选等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可以用多线程编程的办法将mp3刻成光盘,于是他在美国租用了一个服务器,注册了zy2000.com网站,在1997年就实现了月收入50,000美元(约合当时50万人民币)。
图1 2000年发行的《新程序员》试刊一
程序员2.0时代是以开源为核心的大厂程序员的时代。张瑞回顾道:“随着谷歌三篇论文的发表(指谷歌发表的GFS、MapReduce、BigTable三篇论文),三驾马车的出现,整个互联网在分布式系统的大浪和数据智能的冲击下崛起。能进入大厂成了很多程序员的梦想,也只有大厂才用到了当时最牛的技术。后来随着闭源软件向开源软件的发展,成为开源软件的贡献者,也成为了程序员莫大的动力。”
随着技术的发展,2.0时代涌现出了一批对垂直领域颇有研究的程序员,他们对开源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这个群体的代表,有“MySQL之父”Michael Widenius、“Linux之父”Linus Torvalds等。
1991年,Linux面世,允许用户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免费获得,并任意修改其源代码,因此创造了一种能够更好、更快地开发核心软件技术的方法。越来越多的基础开源技术应运而生,开源也有了技术革新和商业革新的良性循环。
之后的故事广为人知——开源实现了巨大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例如,2008年,软件公司MySQL以10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远在中国的程序员们同样投身于这股浪潮,如章文嵩,主导开发了国内最早的开源项目之一LVS,这对其技术人生乃至其任职的企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序员3.0时代是“万能开发者”的时代。“这一代程序员应该是生于云、长于云、云原生的一代。”随着5G的发展,计算和数据正在加速向云上迁移,催生出云计算机、自动驾驶等“新物种”,以及更多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相比于前两代对于具体技术(如某个开发语言)的追求,这一代的程序员应该在技术上“一专多能”,并且能够将技术与行业相结合。张瑞说:“今天对数字化人才的要求是,云计算、大数据、AI这三个技术至少要掌握其一,同时对其余两项技术要有深刻的理解,否则会没有想象力,很难产生创新。”3.0时代的程序员需要深度思考行业痛点,长期积累行业经验,不断找出行业规律,并能够通过数字化的工具和手段来帮助行业解决问题、改进效率、优化组织。“以往的程序员可能不太会思考业务方面的问题,认为这是CEO需要考虑的,但未来这种思考应该扎根在程序员的意识中。”
因此,未来技术不再是程序员的天花板,而是对行业创新的想象力。只有了解行业的技术人,才能成为数字化人才。这些人可能是来自IBM、微软、Oracle、BAT的开发者;也可能是来自建筑、交通、航空、银行、税务等行业的工程师。
张瑞介绍,阿里云在服务千行百业政企客户的过程中,看到了许多既懂技术、又懂产业的技术人,他们代表着3.0时代程序员的发展方向。阿里云常讲:“为客户交付一个项目,沉淀一套体系,留下一支队伍。其目标就是,帮助客户真正构建起面向数字创新的技术与组织能力,和客户一起培养更多的“3.0程序员”。
培养技术创新的想象力
当被问到“如何培养对行业技术创新的想象力”时,张瑞坦言:“这不是一个凭空的过程,而是要去思考行业的痛点。每个行业都有痛点,痛点可以通过传统的方法来解决,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的方法来解决。准确地说,是通过云、AI和大数据的方法来解决。程序员去思考如何通过技术去解决痛点的过程,就是在培养这种想象力。”小的痛点得到解决后,往往会成长为大的解决方案。
“例如,在疫情期间推出的健康码就是客户提出来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健康码的实现在技术上不是很难。但当健康码出来后,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大数据解决方案。我们与浙冷链合作,把健康码的类似技术开放到冷链溯源里面去。2020年8月,在厄瓜多尔白虾被检测出外包装部分样本新冠病毒核酸结果呈阳性后,浙江省市场监督局通过这一系统追溯,3分钟内就找到了相关商户,并进行了快速处置,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张瑞介绍道(见图2)。
图2 浙冷链溯源界面
数字化人才,决定转型成败
全要素数字化时代,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人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张瑞看来,企业中数字化人才的权重,直接关系到数字化转型的成败。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IT服务,也包括咨询、运营等服务,需要业务侧、资金侧、市场侧、供应链侧无缝融合。只有对技术和业务都有深入的理解,才能保证这种融合的顺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字化人才是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判断企业数字化程度的重要依据。”张瑞说道。
不过张瑞也坦言,人才只是判断企业数字化程度的其中一个指标,并不是全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成功,以及数字化程度的判断依据还包括“含云量”,即企业的基础设施层是不是使用了云。相比于开源时代基于GitHub的协同方式,基于云则可以实现“更大层面的协同”。基于云的软件开发方式也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就阿里自身而言,目前阿里的业务100%跑在公共云上,并且实现应用100%云原生化。阿里巴巴本身也是阿里云的用户。”张瑞补充道。
此外,数据是否成为企业的主要资产之一并是否提供决策帮助,也是判断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标准。今天的数字化转型不是看企业搭建了多少个数据中台,而是看数据到底有没有成为生产资料,并指导企业的决策。“企业的决策要真的基于数据,而不是基于经验拍脑袋做完之后,再用数据去印证决策的正确性。”
最后一个判断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标准是“组织是否在线”。张瑞认为,数字化的本质是组织数字化的过程,而非简单的IT系统数字化。组织是否在线意味着:你的所有账号系统是否打通、每个员工的能力标签是否明确等。张瑞以钉钉为例,进一步阐述道:“很多人认为钉钉就是个聊天工具。他们其实没有看到我们通过钉钉把整个企业的IT账号以及所有基础性的东西全部在线化了,而不是将钉钉作为单纯的聊天工具和打卡工具。”
随着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快,以及技术学习门槛的降低,未来,我们很可能见证“人人都是开发者”时代的到来。但在张瑞看来,即使“人人都成为了开发者”,这些开发者与传统的开发者仍然存在区别。他们应该成为3.0时代的“万能开发者”,能够将技术和业务融会贯通,并在技术上一专多能。
在这样的开发者的推动下,数字化定能创造出无限的奇迹。
《新程序员003》聚焦“云原生时代的开发者”与“全面数字化转型”两大主题。阿里、字节跳动、网易、快手、亚马逊等互联网大厂的云原生技术的赋能者,从技术定义、技术应用、实践案例分享等方面,以直击内核的硬核输出全面解析云原生,帮助开发者在云原生时代快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技术范式。
同时,我们也将对微软、英特尔、华为、施耐德、西门子等首批开启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展开报道,通过十多位技术专家分享的鲜活案例,一窥金融、新零售、工业物联网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成果,帮助更多关注数字化转型的开发者从先驱者的经验中获得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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