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体育饭圈产业链:运动员信息包仅售50元,代拍买卖有暗语 两轮电动车市场要“变天”了
起底体育饭圈产业链:运动员信息包仅售50元,代拍买卖有暗语 两轮电动车市场要“变天”了,
起底体育饭圈产业链:运动员信息包仅售50元,代拍买卖有暗语
“大家理智点!”羽毛球运动员王昶结束巴黎奥运会比赛回国,在首都机场遭遇接机追堵拍照后无奈发文。视频显示,多名粉丝不顾安全,一路狂奔追拍,场面异常激烈。
“怼脸拍”“贴身跟拍”“代拍”“跟踪行程”等越界行为令运动员们不堪其扰,而疯狂的体育粉丝经济也催生了一条灰色产业链,运动员个人隐私遭泄露等问题不容忽视。南都、N视频记者调查发现,“代拍”们获取航班酒店等信息的渠道是“票务”,买卖双方通过字母缩写和表情符号等“暗语”达成交易。一份包含孙颖莎、王楚钦、樊振东、马龙、陈梦等运动员身份证号的“ID包”,仅售50元。
除了常见流通的“ID包”,有“票务”报价查询运动员入住酒店、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分别收费60元、70元、75元。有“票务”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了其所谓的“游泳运动员张雨霏身份证信息”。在“票务”代理业务链条中,一名自称“手下有6名代理”的“上家”发来了一份营业执照,称“公司有正规渠道获取一手资源”,而具体查询渠道“不用过多理会,不要问无关的问题”。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达口,大量运动员粉丝聚集等候。
运动员频发声制止越界行为
8月12日凌晨4时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热闹非凡。
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拳击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落地机场,大批粉丝前一晚就在到达口等候,迎接他们的到来。现场有人手持鲜花和礼物,有人拉起欢迎标语,还有人开启了直播。
前来接机的粉丝人头攒动,尽管有围栏限制和安保人员维持秩序,还是有不少人拿着手机、相机,冲出围栏追着运动员拍摄,前排的人甚至“怼脸”拍摄。现场闪光灯不断,运动员一行只能在拥挤人群中艰难前进。
5天前,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首都国际机场。
张博恒、邹敬园、王昶等运动员回国,粉丝在机场接机。现场人群聚集,尖叫声和呼唤声不断。有视频显示,面对粉丝围堵,王昶无奈只能选择一路小跑,有粉丝一边追一边高呼“王昶,我爱你”。事后,王昶在粉丝群呼吁大家保持理智,“行李差点都给我挤没了”。
张博恒在机场被大量粉丝堵到寸步难行。
同日,首都机场公安局发文点名“饭圈”乱象,呼吁“理智‘追星’,还航站楼顺畅有序”。文章指出,今年2月,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内,一名女子采用“刷关”的方式通过安检,前往登机口“追星”,被首都机场公安局罚款200元。
所谓“刷关”,指粉丝得知明星的航班信息后,购买相近时间的机票,通过机场安检,达到“追星”目的后,再出来退票的行为。
事实上,跟拍、代拍、代查个人信息等越界甚至违规行为,令众多运动员们深受其扰。
2022年9月,羽毛球运动员陈雨菲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请不要想办法查我的行程和航班,以及其他越界行为。”
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也曾在机场怒斥贴身跟拍者,“离我远点行吗”“再拍我报警了”,并公开发文称,希望抵制“代拍”和长时间跟拍等行为。
王楚钦曾怒斥机场跟拍粉丝。
篮球运动员杨舒予也发声拒绝粉丝接机,“不希望从非法途径来获取我的个人信息以及行程,我觉得很恐怖”。
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更是多次发文抵制“饭圈化”言行。
早前,樊振东在广州机场被大批粉丝送机。随后,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机场出现很不得体的拥挤和身体接触,对其造成极大困扰,“恳请球迷们允许我做个普通人”。
今年3月,樊振东还曾发文表示,自己的身份证号被不法分子在网络上恶意传播,甚至其本人名下的手机号也被泄露,使用手机号的家人遭到骚扰谩骂。
体育明星“代拍”交易规模化
“代拍”是“饭圈文化”中的重要一环。
“代拍者”通常掌握娱乐明星、体育运动员、电竞运动员的个人行程,他们利用专业摄影设备,为无法亲自到场的粉丝拍摄偶像的高清照片或视频。现在,部分“代拍”已发展成专职,甚至形成一定规模的团队,通过向粉丝或“站子”(应援站)出售图像而获利。
南都记者搜索发现,巴黎奥运会期间,不少“代拍”在网络平台发帖称,“承接运动员回国机场代拍业务”,发布消息的渠道包括微博“追星代拍周边中转超话”“pek超话”“收or出图包fo超话”及其他平台。
“代拍”买卖链条自成一套字母缩写和简写的话术,如“dp”即“代拍”,“fo”即“focus直拍”,“会卡c”即拍摄人物会放到中间位置,“可拆包”“不买断”则表示可以只买其中一部分照片。另外,还有pek(首都机场)、pvg(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地点简称。
而运动员抵达机场的代拍图售价大多为单人300至400元左右,售卖方式多为“全包买断”,即拍摄到的图片视频一次性打包出售。
“代拍”通过朋友圈出售自己拍摄的图片视频。
“代拍”李金(化名)告诉南都记者,国乒队出发前往巴黎奥运会时,就有“票务”(即出售、倒卖个人信息者)发出过他们返程回国落地北京的航班信息。“但拍摄运动员比以往更难了,他们出发会拉警戒线,落地可能会走VIP出口或员工通道,只能远距离拍摄。”
从追星转型做“代拍”的美娜(化名)向南都记者表示,据其观察,如今,不少“站姐”不再全靠自己跑、自己拍,而是找“代拍”合作,“既省钱又好修图,还保证了质量和时效”。
对此,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冰洋向南都记者分析,粉丝在机场尾随跟拍或者代拍出售相关影像,可能侵犯运动员肖像权和隐私权。而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贩卖运动员的行程、酒店等个人信息者,可能构成侵犯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情节严重者还有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粉丝“刷关”“代拍”提前获知运动员航班、酒店信息的渠道,便是“票务”。
循着“接机”“代拍”等粉丝行为往上挖掘,一条个人信息代查的灰色产业链逐渐浮现。
买卖双方通过“暗语”达成合作,如“hb”即航班,“hz”即护照,“sfz或ID”即身份证号,“tg”即通告,“茶”即查询,“呆梨”即代理等。
微博“票务超话”中,求购运动员身份证号与航班信息的粉丝以及到处“自荐”的“票务”不在少数。这类“票务”主营业务包括代抢门票、售黄牛票、代查个人信息和行程等,其中一部分“票务”利用买来的航班自查链接和ID包就能“接单”。
“票务”提供的航班自查链接笔记。
南都记者联系到一位“票务”,对方发来了一份自查链接笔记,要价10元。这份笔记有海航、南航、东航、国航等17家航司的官网查询链接,输入运动员姓名和身份证号,即可查到航班号。笔记还分享了“查到就退出,不要值机选座”“跳出验证码就说明买的就是这班”等多条经验。
个人信息代查的关键还是在于获取身份证号。有“票务”向南都记者透露,国内娱乐圈明星的ID包早已在票务圈广为流传,十余元就能买到易烊千玺的身份证号。至于体育运动员,“市面上没有的就要去现拉(查),还不一定查得到”。
明码标价出售个人隐私信息
不过,这并不能阻止“票务”们为狂热的粉丝群体服务。
南都记者加入了一个近500人的“票群”,群内禁止个人发言,用各种字母缩写和表情符号代替敏感词。群公告显示,查询国内航班信息一次6元、国际航班一次12元。查询酒店信息、个人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分别标价60元、70元和75元。如果没查到,可以退回部分费用。
巴黎奥运会期间,群主陆续发出了王昶、汪顺、潘展乐、梁伟铿等运动员的身份证号或手机号被查出的消息。一份打包出售的包含孙颖莎、王楚钦、樊振东、马龙、陈梦、林高远等运动员身份证号的ID包,仅卖50元。
有“票务”打包售卖孙颖莎、王楚钦、樊振东等运动员的身份证号信息。
南都记者向“票务”询问如何查运动员个人信息,对方报价130元,并在半小时内发来了其所称的“游泳运动员张雨霏身份证号、归属地”等信息,但因未能成功查询到“张雨霏的入住酒店”,又退还了30元。南都记者随后将获得的相关信息及图片删除,未作任何外传扩散。
8月8日,有“票务”向南都记者出示了一份国乒队11日回国航班的信息,即从巴黎戴高乐至北京首都的CA876航班。3天后,经验证,这份信息与国乒队回国实际乘坐航班完全一致。
百元内即可买到的个人隐私信息,到底从何而来?
多位“票务”告诉南都记者,自己获取信息来源是“票务圈”里的ID包,同行之间会互通有无、共享消息。不过也有一些“票务”模糊解释称,“‘票务’是有公司的”,“信息是上面给的”。
为了进一步调查“票务”群体的实际运作,南都记者卧底成为“票务”代理。
在向“票务”星星(化名)交了500元代理费后,南都记者随即被拉入多个群聊。星星还提供了多份内部培训文件,内容包括“票务”基本问题解答、各平台引流教程与朋友圈维护方法等。
像星星这样掌握一定资源的“上家”,则可以通过招收代理,收入额外的代理费。据了解,星星手下现有6名代理,他们向星星付款后获得某条信息,再加价5元至10元,转手出售给客户,以此赚取差价。
当被问及内部渠道和信息来源时,星星发来了一份营业执照,称“公司有正规渠道获取一手资源”。她还表示,代查只能由她来负责,具体查询渠道“不用过多理会,不要问无关的问题”。
随着交谈的深入,南都记者发现,这名大张旗鼓带人做“票务”的星星发来了营业执照,所涉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23年的文化工作室,公司经营者的身份除了自称是从事摄影工作,实际上是另一个“票务”团队的主理人。
该主理人告诉南都记者,星星也是她的代理之一,“也不是开什么公司,只是做票务而已”。
汪冰洋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粉丝经济的发展,为这些灰色产业链提供了市场需求。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不完善或者执行不力,使得个人隐私信息容易被泄露和非法获取。一条个人隐私信息被贩卖到近百元,这种高额的利润也是“票务”和“代理”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出售的重要推动力。
警惕畸形“饭圈文化”侵蚀
事实上,竞技体育“饭圈”跟拍、代拍、贩卖隐私信息等乱象,已被相关部门重点关注。
2021年9月,中国奥委会号召中国体育健儿不参与组织明星后援会,不发起或参与各类话题,坚决杜绝“饭圈”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坚决反对利用“饭圈”从事营利活动。
2023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发文抵制“饭圈”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
今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明确表示,全国体育系统将全过程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
国家体育总局指出,2024年以来,多个地方相关部门在网上开设专区,受理曝光运动员个人隐私、干扰运动员正常比赛训练、粉丝之间互撕谩骂等问题的举报。
继首都机场公安局点名“饭圈”乱象后,公安部发文指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涉体育领域“饭圈”乱象。
陈梦等多名运动员也陆续发声,希望球迷群体能正确面对赛场上的输赢,重在关注运动员在场上的拼搏精神、面对困难时勇往直前的精神。
南都记者注意到,随着体育“饭圈化”的舆论愈演愈烈,监管部门及多个互联网平台出手治理的同时,运动员粉丝组织内部也开始自我整治。
“让我们专注于每一个赛场,响应莎莎的号召,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孙颖莎的微博超话主持人于6日发文称,近日舆论场上存在着诸多对女单决赛赛果的臆测、想象、推断,请喜爱莎莎的球迷朋友切勿轻信、妄言或者传播。
王昶全国球迷会在微博发文称:“由于最近不好的风气热度太高了,已严重影响到球员生活。”同时,其表示,已将三个王昶全国球迷群开启群禁言,希望球迷多关注王昶的比赛赛事。
王昶全国球迷会发文称将开启群禁言。
汪冰洋向南都记者分析,虽然体育“饭圈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运动的普及,提升了公众对体育运动的关注度,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一些过度的追星和崇拜行为,滋生了网络暴力、恶意攻击、造谣传谣等非法行为,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如何整顿体育“饭圈化”乱象,规避竞技体育“饭圈”文化畸形发展?
汪冰洋建议,首先应当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明确界定“饭圈”的违法违规内容,对网络暴力、恶意炒作、非法买卖运动员个人信息、侵犯运动员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应当加大执法力度,进行严厉打击。
她指出,应当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对体育赛事、粉丝文化、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各媒体及互联网社交平台应遵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不传播虚假信息、不带头煽动公众情绪、不炒作争议。
而针对“饭圈”乱象,政府部门应设置便捷的投诉和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并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调查、处理结果,以儆效尤。
(南方都市报)
两轮电动车市场要“变天”了
9月30日,爱玛科技收盘上涨5.34%,报37.50元/股,盘中最高触及38.26元,股价创一年新高。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10月11日,爱玛科技开盘触及跌停,整体跌幅在7%~9%徘徊。
这一切皆因一则消息。10日晚,爱玛科技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剑被留置、立案调查。在两轮车、三轮车市场上,张剑所代表的“张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动车第一家族”,其本人执掌爱玛20余年,姐姐张红为小鸟电动车的老板,妹妹张茹为步步先电动三轮车的掌门人。
在这个由家族支撑的“商业帝国”中,作为核心人物的张剑关系重大,他若长期消失,将置爱玛于危险的境地,甚至牵连整个“张氏家族”的发展。因为新国标驱动的换车潮已经接近尾声,两轮车市场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存量竞争,这种背景下,爱玛的变局可能会让整个市场重新洗牌。
爱玛“跌倒”,雅迪“吃饱”?
尽管爱玛在2024年中报展现出了业绩亮点,但回看上市之后这几年的财报,可以看出增长放缓是摆在爱玛面前的现实问题。
2021年6月上市后,爱玛连续两年实现了高增长,算上上市前的2020年,爱玛连续三年营收增长在20%左右,其中2020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23.8%和35.09%。净利润由2019年的5.215亿元提升至2022年的18.73亿元,四年同比增幅分别达21.77%、14.76%、10.94%和182.14%。
可是2023年爱玛的营收和净利润增幅都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营收增长1.12%,净利润增长0.41%。到了2024年,上半年营收增长3.66%,净利润增长6.24%,相比2023年的数据整体有所增长,但与2023年之前的数据仍相差较大,这意味着,高增长的态势对爱玛而言已经成为过去式。
数据的变化,是爱玛长期以营销驱动销量战略正在受到市场考验的映射。
2009 年,处于事业巅峰期的周杰伦接下了爱玛的广告代言,一句“爱,就马上行动”传遍大街小巷,爱玛的品牌从此走向全国,更重要的是爱玛借周杰伦成功打入了当时的年轻消费群体。或许是这一代言的空前成功,让爱玛在接下来十多年的发展中更倚赖通过营销提升产品销量。
可现在的问题是,爱玛找不到下一个“周杰伦”,去俘获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心。
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被多个渠道、多个平台分散的必然结果。在内容引导消费、消费行为变化的趋势下,传统营销方式已经越来越难打动消费者。
今年,爱玛继续重金投入营销,却也无法逆转增长放缓的局面。数据显示,上半年爱玛销售费用达4.12亿元,同比增长39.08%,与3.66%的营收增幅并不匹配。
爱玛的销量在跌,雅迪的销量却在涨。2023年爱玛电动自行车、电动两轮摩托车合计卖出1028.96万台,比2022年少卖了21.69万台,同期,雅迪卖出了1650万台电动两轮车(包括490万台电动踏板车及1160万台电动自行车),较2022年增加约17.9%。
如果说爱玛是“重营销轻研发”导致销量走下坡路的反面教材,那雅迪则恰恰正在受益于“重研发”的战略选择。在蓄电池领域,爱玛的电池几乎全部来自外部采购,而雅迪自2021年将专业电池制造商华宇电源收购后,在石墨烯电池使用率及新一代电池——钠离子电池的布局上相对领先。
这使得电池成了雅迪业绩收入的一大贡献。财报显示,2023年,雅迪电池及充电器产品为其带来收入92.5亿元,占总收入的26.6%。
2014年以后,存量竞争的筛选让大部分半路杀入赛道的外行被清出,头部玩家大打价格战,收编市场,逐渐形成了雅迪、爱玛“双寡头”对峙的格局。不过,雅迪在长期拉锯中获得了市场份额的优势,拉开了与爱玛的差距,而今爱玛突遇变故,创始人被调查、创二代难当大任,一旦公司跟不上竞争的脚步,就有可能被“攻城略地”。
届时,雅迪或将成为最大的收割者,但这并不意味着雅迪已经笑到了最后。
新势力瓜分老牌电动车“蛋糕”?
在长达数十年的发展和进化中,两轮电动车市场早已进入同质化竞争,这主要是因为行业本身的技术门槛偏低,一辆车最主要的三个组成部分——电池、电机和车架——都能通过供应商直接购买,组装成一个电动车并不困难。
因而,在技术壁垒几乎不存在的行业里,雅迪、爱玛、绿源等品牌之间比拼的更多是价格、营销或渠道。
这也导致这一市场的格局其实并不稳定。就拿雅迪和爱玛来讲,2017年以前,行业销量的老大一直是爱玛,从2017年起,雅迪主动发起价格战,销量才超过了爱玛,并逐渐在市场份额上占据优势。
在雅迪、爱玛等老牌电动车陷入同质化竞争时,带有互联网基因的新品牌凭借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子,前有小牛,后有九号。虽说小牛后继乏力,可如今九号大有上位之势,这给当前的两轮电动车市场带来了新的变量。
数据显示,继2023年九号公司在智能电动两轮车实现销量147.15万台后,今年上半年,其智能电动两轮车实现持续高增,中国区产品销量达119.84万台,同比增长123.18%。九号在销量上自然还无法和雅迪、爱玛相提并论,可它的增长速度不得不令老牌电动车们警惕。6月30日,九号的智能电动车国内累计出货量正式跨越400万台,而从300万台到400万台,用时仅4个月。
以九号、小牛为代表的新势力崛起,是智能化打破电动车行业产品同质化的一次试探,未来在新国标创造的红利消失、市场竞争激化的背景下,智能化更有可能成为摆脱低价竞争、提升利润的突破口。
这或许会驱动整个行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而这也是雅迪“称王”之路上所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且不说智能化能不能变革传统两轮电动车,在新一代年轻消费群体中,追求智能化正在成为新的消费需求。九号、小牛所代表的新势力已经借助智能化在年轻消费群体中成功打响了品牌,而雅迪、爱玛等老牌电动车虽然在产品上补充了智能化的功能,可长期以来的品牌形象仍使其不受追求科技感的年轻人欢迎。
在社交平台上,我们看到,电动车圈内形成了一条新的鄙视链:骑九号电动车的,鄙视骑小牛的,骑小牛的鄙视骑雅迪、爱玛、台铃的…顶着“年轻人选择的第一品牌”标签的九号,在鄙视链中“高高在上”。
新势力对旧势力的冲击,在智能化的趋势中将会放大,他们能否蚕食老牌电动车的市场,是雅迪、爱玛等品牌最担心的。而今爱玛又面临着掌门人被留置、可能无法执掌公司的风险,如果其市场被抢夺,那对手不仅仅是雅迪,九号等新品牌也在虎视眈眈。
留给两轮电动车的时间,不多了
两轮电动车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是需求推动消费市场,而现在需求逐渐到达一个顶点。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电动车两轮市场保有量已达4亿辆,若以全国家庭户数计算,每5户家庭就拥有4辆左右电动车。另外,新国标带来的换车潮也已进入尾声,大规模增长将不会再有。
然而,两轮电动车的供给却空前扩大。受新国标的刺激,前几年各大品牌纷纷开始扩建,有专业人士保守估计,今年行业前六名厂商合计产能或达将拉升到近7000万台,而前六家厂商的份额,约占全行业70%,这意味着,全行业产能可能逼近1亿台。
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行业总需求量,毕竟去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也不过才5500万辆。
在这种形势之下说两轮车市场已经失去想象力,并不为过。因为换车潮结束和即将到来的产能过剩,会迫使两轮电动车陷入到更激烈的内卷中,而且很可能是卷价格,这将进一步拉低卖车的毛利。
简单来说, 两轮电动车市场即将进入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已成趋势,留给各大品牌的时间不多了。
与其陷于两轮电动车市场的低价竞争,谋求转型更能带来长远价值。而站在整个行业的角度,无论是雅迪、爱玛等老牌电动车还是九号、小牛等新势力,未来角逐的重点其实不再单单是卖了多少辆车,而是从上下游或从其他领域找寻更大的利润空间,这将关系到谁能站得更稳、更长久。
但爱玛在转型的步伐上已经有些落后于人。长年以来,其主要营收就是来自两轮车,其他收入贡献极小。以2023年财报为例,爱玛科技电动自行车营收128.45亿元,电动两轮摩托车营收58.06亿元,两项加起来占据总营收的88.7%。
今年以来,爱玛有两大举动:一是,斥巨资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产品的产能,二是,参与“复活”知豆汽车,在四轮车上布局。三轮车产品与两轮车相比的确是蓝海,只是面临的政策风险较大,至于新能源汽车,爱玛即使与吉利联手,也掩盖不住与其他新能源车企的差距。
乘联会发布的销量数据显示,今年8月,知豆汽车的知豆彩虹车型销量0.15万辆,在微型车市场排名第19名。
张剑是促成知豆汽车“复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公司多轮驱动战略的主导人,可是,转型的脚步刚刚踏出,他便被立案调查。他的暂时缺席,很可能会阻碍爱玛当前的转型或给转型带来不利影响。
当然,在他选择造车的时候,就决定了爱玛选择了一条坎坷的转型之路。而这可能也是当下所有两轮电动车品牌的一个转型缩影。
两轮电动车和四轮电动车,都属于新能源领域,可四轮车一派蓬勃向上之景,两轮车则像“日薄西山”,商业价值的高低固然决定不同的发展,可两轮车的窘局也来自于长期的创新缺乏。没有创新,两轮电动车市场上的品牌们终究困在行业局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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